我表哥拥有一家小超市，最近他向我倾诉了烦恼。他说，店里销售最好的并不是那些价格不菲的啤酒或进口零食，而是一包售价仅为1.9元的挂面和打折鸡蛋。而那些三四十元的高档零食，却在货架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话虽然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却深刻揭示了当前经济形势下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实际上，不是人们不出门购物，而是购物后却不敢多买。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没有简单归结为人们变得贫穷，而是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根本出了问题。

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24.87万亿元，增幅只有1.3%。同一时间段内，GDP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4.7%。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在增长，产出在增加，可普通百姓的消费却似乎被某种力量束缚住，难以提速。我的表哥购物篮中的情况，仅仅是这个1.3%背后的微观缩影。那么，资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消费者开始存钱了。确实如此，中国的居民储蓄率约为45%，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但单单认为中国人倾向于储蓄，显然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我楼下有位阿姨，去年刚给孩子交完培训班费用，随后她的老父亲住院，前后在医院跑了小半年。她曾对我说，那笔定期存款与其说是储蓄，不如说是自己为生活不确定性准备的安全垫。当社会保障网的漏洞依然存在时，普通人只能用真金白银来堵住这些缝隙。眼看着他们存钱，也许是出于内心的清楚计算。

刘元春还做了一个更大的计算。在2020年至2024年这五年间，居民的消费水平每年平均下降了大约6个百分点，五年累计少了近13万亿元。这笔钱并没有消失，而是实实在在地卡在了从生产到居民消费的那条路上，无法顺利流通。

他将问题的根本归结为“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指社会创造的财富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第一阶段分配。在中国，家庭部门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60.6%，远低于全球66%左右的平均水平，差距达到5.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企业部门获得的份额达到24.7%，高于全球水平5.6个百分点。这种分配不公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起跑线上就处于劣势。

相关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劳动者报酬占GDP约为53.22%，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约67.8%。这两个比例都有提升的潜力，而不是简单归咎于企业和政府的“吝啬”。问题在于，过去二十年间，分配机制的校准几乎没有进行，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

有些人可能会问，既然初次分配的问题如此严重，我们还有二次分配的手段，比如发放补贴和消费券，以弥补不足。但刘元春对此持冷静态度。他认为，二次分配实际上无法解决初次分配造成的结构性问题。街头摊贩得到的补贴可能连一杯奶茶都买不起，而掌握大量资产的人会轻易获得那些补贴，这种不匹配使得二次分配的努力显得徒劳。

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点是，初次分配的不公对消费者信心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不是个体不愿意花钱，而是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同时收紧了消费。当占据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价值大部分流向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而自身工资增长却赶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费意愿自然会降低。这并非心理因素，而是基于数据的现实。

值得欣慰的是，政策方向已经明了。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列为考核指标，明确目标是到2025年达到40.1%，2030年甚至要冲刺到43%或45%。过去二十多年，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相对被动，如今终将迎来主导地位。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靠口号就能轻松做到。关键在于，工资单上多出的几百元、医保报销比例的提升、以及孩子教育支出中的减轻。只要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心中对未来的信心增强，自然会更加积极地消费。

从全国层面来看，信号也开始向好，上半年便利店和超市的增速分别达到了6.6%和3.8%，而服务类消费增速甚至超过了商品消费。这说明，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消失，大家并不是不想过上好日子，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比目前约为2.4，要想提高整体消费水平，解决这一差距是无法回避的。

归根结底，刘元春的观点揭示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要想让百姓乐于消费，前提是让他们在收入上有更多安全感。不能一边减少居民的收入份额，一边抱怨他们不敢花钱。等到大家手中的钱鼓起来，看病、上学、养老的压力减轻，消费自然会回暖。